音乐爱好者(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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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的“牛仔”

  
















  ● - 余倩 ○ - 卡尔·圣克莱尔
  ● 2018年5月,太平洋交响乐团将首次造访中国。这是您第一次带自己的乐团到中国巡演,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此次乐团巡演的曲目?
  ○ 我们希望这次带到中国的曲目是中国听众喜欢的。我们研究过其他曾去过中国巡演的乐团所带去的曲目,也咨询过他们关于中国听众对这些作品的反馈。同时,我们所带去的作品也必须是音乐厅希望我们演奏的。所以曲目的选择是基于沟通和共识之上的。同时,我也希望带去的作品能让听众和乐手感兴趣,并能体现太平洋交响乐团的特色。
  此次巡演的曲目以我们的独奏祖克曼为中心,这是祖克曼庆祝自己七十岁生日的演出,他与太平洋交响乐团也有很多年的合作,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他参与巡演。当我们定下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后,我们就开始围绕着这部作品计划其他的曲目。拉威尔的 《达芙妮与克罗伊第二组曲》(Daphnis and Chloe,Suite No. 2)由三个部分组成,以日出的场景作为开始,我想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日出。乐团演奏过这支曲子很多次,十分优美。接着是祖克曼演奏的莫扎特。然后是由拉威尔编曲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拉威尔的作品与莫扎特的作品相得益彰,我喜欢音乐会的曲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此外,音乐会承办方希望我们演奏一些美国曲目。说到美国曲目,非美国听众想到的不是格什温就是伯恩斯坦。我们会带去伯恩斯坦的《老实人》序曲、《斯拉瓦》以及选自《西区故事》的《曼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祖克曼能够在返场时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
  ● 您之前曾到访过中国,也指挥过国内的交响乐团,能分享一下您对中国的印象吗?
  ○ 我第一次拜访中国大概是在四年前,受北京交响乐团的邀请,作为客座指挥。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因为不会讲中文而有点紧张。结果当我抵达北京时,惊喜地发现前来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居然会说德语。于是我们就开始用德语交流。他告诉我北京交响乐团的乐手们不少都曾在维也纳学习,都会说德语,我想:“哈,这下就没问题了!”
  第二次去中国是受杭州爱乐乐团的邀请。出乎我意料的是,乐团邀请我演奏布鲁克纳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有人指定我演奏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我很惊讶,因为布鲁克纳的作品并不好理解,他的作品很长,对于快节奏的现代人而言,不是很容易接受。于是我问乐团的负责人,在作品开始演奏前,是否应该对听众讲解一下布鲁克纳。他们告诉我没有必要,听众会理解、会喜欢的。结果,杭州的听众完全可以理解这部作品,我记得听众中有家长带着孩子,但他们很安静,完全被作品吸引住了。除了德国的听众以外,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听众应该都不会有这么好的接受度。这让我印象很深刻。
  圣克莱尔指挥太平洋交响乐团
  我还受陈佐湟的邀请,去过贵阳指挥贵阳交响乐团。我在1978年就认识了陈佐湟,他曾是密西根大学的博士生,我当时是学校的青年教师,我们成为了好友。当我拜访北京的时候,他很热情地招待我,当时他已经是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的指挥,也是贵州交响乐团的指挥。他邀请我指挥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那是贵阳的听众第一次听到马勒,乐团的大部分成员也是第一次演奏马勒。因此,我的中国之行很有趣。对我而言,我不仅仅是客座指挥,而是与中国听众分享音乐。你要知道,为听众首次介绍马勒是很大的一个责任。
  ● 指挥中国的交响乐团与指挥美国交响乐团有何不同?
  ○ 我们经常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音乐能够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凝聚在一起,因为人们听音乐和感受音乐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在北京交响乐团指挥了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这是一首很有力量的曲子,创作于作曲家逝世前不久。在这部作品首演的九天后,柴科夫斯基就逝世了。这部曲子的终乐章深沉阴郁,我们常常讨论这部作品是否可以视作作曲家写给自己的安魂曲,他是否预感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2011年,我在叙利亚也指挥了这首曲子。此外,我在日本、美国的几个乐团都指挥过这首曲子。所有国家的音乐家,无论来自哪里,无论是专业乐手还是学生,我觉得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了这首作品,所有人的演奏热情是一样的。听众的反应也都是一样的,他们表达的方式也许不同,但传达出来的情感是一样的。这首作品的力量和深度感染到了所有人。它让我想起伯恩斯坦去世前在坦格尔伍德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想这点是真的:音乐的确是世界的语言。
  年轻的圣克莱尔与恩师伯恩斯坦
  ● 我们知道您是伯恩斯坦的爱徒,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跟伯恩斯坦的故事吗?
  ○ 我在1985年第一次遇到伯恩斯坦先生,当时我是坦格尔伍德的一位学生指挥,跟随古斯塔夫·迈耶(Gustav Meier)学习。那年夏天恰好是阿隆·卡普兰(Aaron Copland)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卡普兰和伯恩斯坦是好友,所以那年夏天的音乐会上全是卡普兰的作品。伯恩斯坦会在学生指挥中选择三位与他一起指挥音乐会。我记得他到达坦格尔伍德的第一天,所有学生都很紧张。在此之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一次。我看着他走进教室,在与迈耶寒暄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个来自德克萨斯的牛仔在哪儿?”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觉得自己看起来像个牛仔,但我还是回答道:“伯恩斯坦先生,我来自德克萨斯。”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德克萨斯的指挥。”从那一刻开始,伯恩斯坦先生就称我为“牛仔”。然后他就给我们上课,我成为了三个被选中的指挥学生之一。
  圣克莱尔(右)与小泽征尔
  次年1月,我成为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那时乐团的指挥是小泽征尔。每次伯恩斯坦先生来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我都担任他的助理。大概是在1989年,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参与一次夏季巡演,我们从罗马出发,去了巴黎、伦敦、陶尔米纳(Taormina)、维也纳、圣彼得堡……这是我们师徒关系的开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跟随他学习,能够透过他的眼睛来理解音乐。
  ● 从艺术上而言,伯恩斯坦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 对于这么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人物而言,真的很难简单地总结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事实上,很难用一两句话总结伯恩斯坦,他的灵魂是如此复杂而深刻。当你有机会通过他的眼睛来看音乐,通过他的耳朵来听音乐,通过他的心来感受音乐,你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会永久地改变。就好像我们站在黄山的顶峰,能够俯视云海,当我透过他的理解来看音乐的时候,就好像站在山巅,俯视大地。你自己是做不到这点的,只有他能够把你带到那里。他也会与听众、学生以及他在乎的人分享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圣克莱尔担任太平洋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首个音乐季
  如果要问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深刻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一,旗帜不倒(Keep the flag flying);二,回馈社会(Give back)。我清晰地记得自己与他的最后一次对话,他对我说:“牛仔,你要记得回馈社会。”回馈社会的意思是:教育,分享。不只是教孩子们音乐,也包括与贵阳的听众分享马勒的音乐,也包括这次我们将伯恩斯坦的作品带到中国。分享就是将音乐的美带给听众,要记得作为音乐家,我们有改变人们生活的能力。
  旗帜不倒指的是音乐创造的方式。旗帜指的是,你演奏音乐的出发点应该是正确的,你的初衷应该是真诚和富有意义的。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做一件事与知道怎么做一样重要。如果你演奏音乐的初衷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那么你的初衷是不纯粹的。如此一来,你的天赋不再会有改变人们生活的力量和可能性,因为你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回顾伯恩斯坦的人生,你会看到他做了很多回馈社会的事情,他真正的遗产并不是无数的演出录音录像,而是他赋予别人的精神。他让我领悟到,一个人真正的遗产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给予了什么。
  圣克莱尔在排练中
  ● 是否可以说,伯恩斯坦对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 与他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我都在学习新的东西。他对我讲的话中包含了许多小智慧。但这些课并不是来自于“我现在要给你上课了”,而是需要我自己用心捕捉。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巡演,在一次我指挥的音乐会后,他问我:“牛仔,你觉得刚才的音乐会如何?”我说我觉得乐团演奏得很好。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表现出来呢?”这句话深深改变了我。如今,每当我感到满意、享受的时候,我都会让乐团知道,让听众知道,我也很享受刚才的音乐。
  伯恩斯坦先生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你要做作业。”做作业的意思是,你要努力学习和准备。记得在那次与伯恩斯坦先生一起的巡演中,我将要指挥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我认真学习了这部作品,觉得自己完全准备好了。当我与乐团进行第一次排练时,伯恩斯坦一言不发。结束后,他问我:“牛仔,你午餐打算吃什么?”我一如既往地回答道:“任何你想吃的。”他说:“好极了,我们一起吃午饭吧。我们去河边吃,喝点酒,带上奶酪,哦,对了,别忘了你的乐谱。”结果,我们从头到尾一起过了一遍乐谱。我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当他跟我一起过乐谱的时候,那简直像是一场革命。我不断问自己:“我怎么没看到?我怎么没想到?”
  每次伯恩斯坦先生来坦格尔伍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的音乐造诣深不可测,每次只能窥探到一丁点。但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自己渺小,我之所以会觉得自己在他面前如此渺小,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在伟人的影子之下。他热爱人们,无论你来自哪里,哪个阶层,只要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就会找到你身上的亮点,并喜欢你。每次音乐会结束后,他都会见每一个人。
  ● 我们知道您亲自参与指挥了伯恩斯坦生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能说说那次经历吗?
  ○ 那是1990年,我比伯恩斯坦晚到坦格尔伍德一天。我一到那边就得知伯恩斯坦不太舒服,大师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但他想见我。我看见他坐在一张旧的扶手椅上,带着给氧设备,看起来很辛苦。我坐在扶手椅的扶手上,探过身子,轻吻了他的额头。他看看我,说道:“别告诉任何人你看到的。”我知道,我此刻看到的他,不是那个大家所熟悉的充满能量和智慧的伯恩斯坦。
  但他仍然坚持继续排练。当时,他正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布里顿的《四首大海间奏曲》(Four Sea Interludes)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这两首作品的排练都很顺利,但当他开始排练自己的作品《咏叹调与二重唱》(Arias and Barcarolles)时,他有些力不从心了。这部作品刚刚由盛宗亮改编为管弦乐版,乐团仍在熟悉谱子,谱子上也有些错误。他看起来似乎有些缺氧,我双眼紧盯着他,这部作品并不容易,大家都是第一次尝试。最后,他直接放下指挥棒,离开了舞台。我立刻随他走进了休息室。他看起来筋疲力尽了,说:“我连自己的作品都指挥不了了。”他看起来很挫败,但他仍在坚持,希望音乐会能够如期举办。
  于是有人建议我来指挥《咏叹调与二重唱》,由他来指挥另外两部作品,这样在音乐会时,他能够得到一些休息的时间。他看着我,你能想象吗,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努力与我开玩笑。他用浓重的德州口音问我:“牛仔,你能行吗?”我说:“你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于是,他离开了音乐厅,而我回到舞台上继续与乐团排练。
  1990年8月19日,我成为了首演他最后一部作品的指挥,而那场演出,也成为了伯恩斯坦生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不知道人生的点是怎么奇妙地串联了起来,这场音乐会与很多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家中的黑白电视机上第一次看到伯恩斯坦时是同一主题的纪念音乐会,那场音乐会也是在坦格尔伍德。
  伯恩斯坦过世后,很多人用马勒“第五”来纪念他,我则选择了一首来自《咏叹调与二重唱》中的歌,歌名是《问候》(Greeting)。这是伯恩斯坦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作品,只有三行歌词。我选择这部作品是因为,在与伯恩斯坦在一起的这段岁月中,我有幸能够看到他像孩子一般纯真的一面。让他兴高采烈的并非是能讲七国语言、能与皇亲国戚共进晚餐,而是那些生活中的平常小事,是像孩子一般单纯地热爱生活。
  《问候》这首作品是关于诞生的,歌词唱道:“当一个男孩诞生,世界与之一起重生;当一个女孩诞生,世界为之惊奇,并停止了转动;每当有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一刻世界是纯粹的。”这就是我选择这部作品的原因,因为这种“纯粹”正是伯恩斯坦一生所追求的,他坚信这种“纯粹”,没有人可以阻止他探寻这种“纯粹”。
  ● 说说你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伯恩斯坦的情形吧?
  ○ 那是1970年代早期,我正在德克萨斯大学上学。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我在一个只有三十六个人的德克萨斯小镇长大,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只有三个频道。当时我正在等朋友开车来接我去一个舞会,便打开电视机打发时间。
  不知为何,那晚,电视机突然有个新的频道特别清晰,是教育台。这个台正在播放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听到电视里解说员在介绍音乐会:“这是伯恩斯坦指挥波士顿交响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在电视里,我看到伯恩斯坦走上舞台,开始指挥演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指挥,第一次看到交响乐团,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二十几分钟过去了,我朋友来接我,我告诉他今晚我去不了了,便又坐回到电视机前。那场音乐会太美了,特别是铜管声部让我印象深刻。音乐会结束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二十六岁,我开始在密歇根大学教课,在那里遇到了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号演奏家,他成为了像我父亲一般的人物。1985年,我成为了坦格尔伍德的学生指挥,我第一次得以在现场听到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
  1986年,波士顿交响乐团甄选助理指挥,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有这个需求,我只是去指挥一场音乐会。他们对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一下下周的甄选吧。结果我成了一匹“黑马”,获得了助理指挥的工作。谁能告诉我,这些点是如何串联了起来?这也是为何我只活在当下,对于日期,我记的不是很准确,但是对于某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很深刻。
  ● 您是如何会从波士顿交响乐团到太平洋交响乐团的呢?
  ○ 1989年秋天,是我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的最后一年。我对小泽征尔说:“我想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因为你知道,这是我最后一年担任乐团的助理指挥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小泽征尔说:“这个很危险,年轻指挥,很危险。”我理解他的意思,让一位年轻指挥来指挥如此知名的交响乐是很危险的,因为乐团对这首曲子了若指掌,很多指挥大师都指挥乐团演奏过这首曲子,我会被他们拿来比较。但是我仍然坚持,小泽征尔说:“这对你很重要吗?”我说:“很重要。”他说:“好吧。但是很危险。”于是,我如愿以偿地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当年在电视上看到的铜管大师们仍在乐团演奏。我人生中的这个乐章完美地落下了帷幕。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老师。就在我即将结束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四年的助理指挥任期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将我介绍到了太平洋交响乐团。他对我说:“卡尔,我刚从加州回来,橙县有一支交响乐团叫太平洋交响乐团,他们正在找音乐总监,你们应该相互联系一下。”于是,在约翰·威廉姆斯的推荐下,我的经理人联系了乐团。1990年1月,我得到了客座指挥乐团的机会。1990年2月26日,我便成为了太平洋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 时间正好衔接上。这便是我和乐团二十八年合作的开始,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音乐篇章之一。
  圣克莱尔在指挥中
  ● 在一个Ted×Orange County的演讲中,您提到指挥与乐团之间应该是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指挥单方面的要求。您也提到指挥应该对乐团和听众真诚。这是您领导乐团的哲学吗?○ 我的人生有四大信条:一是真诚,二是努力工作,三是感恩,四是谦卑。如果你做不到第四点“谦卑”,那么前三条估计你也做不到。我想,如果我能做到这四点,我便能与他人建立信任。我与乐团成员以及与听众之间的交流都是如此。如果最终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至少我问心无愧。我尽力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人对你的敬意并不来自于你的头衔。
  ● 很多学生在开始职业音乐家道路时都渴望成为独奏明星,但事实上,能成为音乐大师的永远是凤毛麟角。对于这些学生,您会怎么说呢?
  ○ 每个人都有梦想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我们很幸运能够看到像马友友、王羽佳、郎朗这样的明星,但像他们这样的明星屈指可数。一方面,我们要力求达到他们的水准,不停地追逐梦想能够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驱动你努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自己诚实,接受自己的局限。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指挥,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位音乐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都有这么一刻,要决定自己需要多少闪光灯。你是否愿意在一个小的,但人们真的需要你、感激你的地方工作?这也是我喜欢哥斯达黎加的原因。除了太平洋交响乐团,我也是哥斯达黎加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指挥。哥斯达黎加是个小国家,人口总数还不及橙县,但他们需要交响乐团。在他们面前,我立刻能感受到这一点,这让我很有满足感。那里没有太多的聚光灯,但我不在乎,如果我的工作真的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谁又在乎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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