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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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新的世故
  一“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
  “批评工作的开始。所批评的作品,现在也大概举出几种如下:——
  《女神》《呐喊》《超人》《彷徨》《沉沦》《故乡》《三
  个叛逆的女性》《飘渺的梦》《落叶》《荆棘》《咖啡店之一夜》《野草》《雨天的书》《心的探险》此项文字都只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现在也说不定几期可发表几篇,一切都决于我的时间的分配。”
  二“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
  党同:“《心的探险》。实价六角。长虹的散文及诗集。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尽量地吐露着。鲁迅选并画封面。”伐异:“我早看过译出的一部分《察拉图斯德拉如是说》和一本《工人绥惠略夫》。”
  三“幽默与批评的冲突”
  批评:你学学亚拉借夫!你学学哥哥尔!你学学罗曼罗兰!……
  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纪晓岚的笔记里有一段故事,一个人想自杀,各种鬼便闻风而至,求作替代。缢鬼劝他上吊,溺鬼劝他投池,刀伤鬼劝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争持,闹得不可开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后来晨鸡一叫,鬼们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没有死成,仔细一想,索性不自杀了。
  批评:唉,唉,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
  四新时代的月令
  八月,鲁迅化为“思想界先驱者”。
  十一月,“思想界先驱者”化为“绊脚石”。
  传曰:先驱云者,鞭之使冲锋,所谓“他是受了人的帮助”也。不受“帮助”,于是“绊”矣。脚者,所谓“我们”之脚,非他们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世故与绊脚石
  世故:不要再写,中了计,反而给他们做广告。
  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管。被做广告,由来久矣。
  世故:那么,又做了背广告的“先驱者”了。
  石:不,有时也“绊脚”的。
  六新旧时代和新时代间的冲突
  新时代: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旧时代:我是前辈,所以公理在我这里。
  新时代: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
  七希望与科学的冲突
  希望:勿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科学:“生存竞争,天演公例”,是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就有的。
  八给………………
  见面时一谈,不见面时一战。
  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
  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学的耳朵为证。
  但到上海才记起来了,
  真不能不早叹人心之死尽矣!
  幸而新发见了近地的蔡孑民先生之雅量和周建人先生为科学作战。
  九自由批评家走不到的出版界光华书局。
  十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
  “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或者,《狂飙》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因为稿件的纠葛,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但倘若我并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绕到我背后,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那可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种要求,见我无能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过谈谈闲天;有的是播弄一点是非;有的是不过要一点物质上的补助;有的却这样那样,纠缠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将我造成合于他的胃口的人物。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
  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
  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
  那使命是很重大的,然而在后方。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
  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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